宋才发教授发表论文《推进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

  【引用格式】宋才发.推进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J].贵州民族研究,2024(5):18-24.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在新时代新阶段的中心任务。相对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来说，这是我国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和“实践续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当前和未来的一段时期，是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方面推进强国建设” 的关键时期。民族地区在这个“关键时期”所担负的现代化建设和推进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任务，比全国别的地方显得更为艰巨和繁重。一定要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民族地区的主体功能定位，充分的发挥各个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扎实提高区域协调治理能力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发展较快较好的东中部地区，要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统筹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本文拟就如何推进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问题略陈管见，以请教于大家。

  中国是一个由 56个民族组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家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大家庭里，无论民族的大小和力量的强弱，统统都是大家庭里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的一员，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就是这一个患难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的总称。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实现状况和实现程度，事关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的和谐稳定与发展繁荣。假如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缺少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热情参加，就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论是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抑或制约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社会治理，无一例外都是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部分的治理和建设，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功能作用，一定不可以轻视和随意落下。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有1亿多，民族自治地方国土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4%，西部和边疆绝大多数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我国尽管经过7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但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民族地区仍然是全方面推进强国建设相对薄弱的区域。未来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快速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这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处于长江黄河中上游区域，“九曲黄河”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但是黄河流域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水害极为严重，在历史上曾给沿岸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发誓通过对长江黄河的治理实现趋利避害、化危为机，让长江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这就是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治理好黄河作为一件大事要事来抓，实现了千百年来黄河沿岸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让黄河造福人民，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水平发展的根本遵循。民族地区由于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一直处在相对落后、封闭和半封闭的自然状态之下，人们多习惯于以传统陈旧的生产方式谋求生存发展，掠夺性利用和开发珍贵有限的自然资源，往往超过ECO的承载能力，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和良性循环。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原本就是一道天然的生态屏障，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下游地区和整个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民生福祉最基本、最普惠的必需品和公共品，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满足，须臾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综合性创造，在遵循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又具有它的“原体规定性”“空间规定性”和“过程规定性”。从中国提出“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了中国对中国实践、现代化新道路的高度凝练和高度概括，是在新时代对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既有时间概念和实质内容上的“新”，也有关系规定的“新”，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继承和发展，又因与西式现代化道路相区别而具有全新的世界意义。共同富裕承载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状况相对滞后于东中部地区，民族地区只有夯实共同富裕的社会积累基础，通过多渠道、多主体、多方式的共同发力，尤其是通过科学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做大蛋糕”，才能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尽管到2020年底，民族地区历史性地解决了几千年来困扰农村发展的温饱问题，但是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始终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与信息化，农业“大而不强”的格局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从这个视角看，民族地区承担的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明显比别的地方更加艰巨和繁重。民族地区如何在党和国家现代化战略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如何进一步挖掘民族地区的特色和资源优势，如何使民族地区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换道超车、跨越式，所有这些都是民族地区各级领导亟待研究和解决的瓶颈问题。民族地区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已初步探索并形成了一条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主体、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之路，摆脱了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治理后再污染”的窠臼。民族地区要充分发掘比较优势，如生态资源优势、地理资源优势、气候资源优势等资源禀赋，把这些资源禀赋优势尽快转化为产业优势，从根本上提升民族地区竞争优势，慢慢地加强民族地区自身的内在发展能力。

  “互嵌式发展”贯穿各民族探寻和践行现代化历程的始终。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潮流，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可供效仿的通用模式，不顾本国国情、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其结果不是水土不服，就是成为他国的附庸。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依照本国的特点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所使用的现代化评估体系和评价标准，一直是“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直至21世纪初，我国才尝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评估体系和评价标准。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特特征，蕴含着“现代”元素和“中国”因素，突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五大特征”，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估体系和评价标准提供了参考方向。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程中必经的一个重要阶段，尽管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抑或不同的区域，进入现代化的时间以及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和路径不完全一样，但是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进步却是相同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实现目标的路径，又是实现目标的依托，必须慢慢地加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凝聚”。“大凝聚”是执政党引领国家凝聚力建设的系统工程，增进各民族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凝聚”的必然要求。为了使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实际成果，能够符合新时代高水平发展的客观标准，使国家经济发展整体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与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就需要对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行科学的、准确的定位，以加快建构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系统化布局。在这里区域协调发展规划与区域统筹应对之策必须先行，以利于促使民族地区现代化进入“互嵌式发展”过程，使之有机融入国家整个现代化的系统之中。习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一个亟待推进的全局性目标。互嵌式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发展的特色内涵，早在现代化的“西风东渐”之前，各族人民的流动融居、生计互惠、业缘互嵌，就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生成多元一体格局的筋脉，互嵌式发展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重要支撑。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互嵌式发展模式，又进一步呈现出双向、多维、全方位的突出特点，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性抓手。在我国14亿多总人口中，有1.3亿人口是少数民族；在1.3亿少数民族人口中，有3700多万人口属于流动人口。这两个客观而具体的数字表明，要想在不一样的区域之间“同步实现现代化”目标并非易事，仍然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格局所困扰；尤其是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边疆与内地之间双向流动规模持续扩大，互嵌式发展结构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引擎的情势下，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上，各民族要同步实现现代化非走互嵌式发展道路不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任务。“农业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下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民族地区需要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方式，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事求是地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之一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须臾离不开“建成农业强国”。由此我们大家可以得出这样的共识：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总抓手，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建成农业强国的基础要求。像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先发国家，纷纷利用科技优势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率先在世界上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像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后发国家，在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方面也各有千秋。中国尽管在多数农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但是与先发国家相比较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制度性、全局性、整体性改革开放，发轫于农村农民自发搞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伟大发明创造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自1978年开始的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大改革、大调整，使农民“吃不饱饭”的问题彻底成为历史，我国现已进入“工业支援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发展阶段。如果说党中央提出全方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要是针对的是国内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话；那么，提出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任务，则更多的是考虑了国际环境和外部因素。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任何一个时间里都必须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并且要使饭碗里装的主要是自己生产的粮食才行。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的真实的情况和发展水平，不仅与先发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即使与国内东中部地区相比较，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都是由历史和地域环境造成的。农业强国建设与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等“三农”工作联系十分紧密，农业强国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无论从哪个视角看，民族地区农业强国建设的任务比东中部地区更加艰巨和繁重，因而国家始终把实现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作为国家整体发展的策略的重要内容来统筹布局。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民族地区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性，不实现民族地区农村、农业、农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的完成中国式现代化目标。

  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在“十四五”规划实施期间，推进民族地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获得感，突出表现为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全面改善和提升。在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增长体系中，有些领域和行业已经接近现代化了，有些领域和行业还处于半现代化状态，有些领域和行业则是低效运转和过时的。通常所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说到底就是发展质量还不高。由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因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尤其要解决好高质量发展问题，在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中，继续实现量的持续增长。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民族地区来说，高水平发展就是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高水平发展的底色和优势。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共同体，在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要通过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实施系统化治理和一体化保护。2023年9月，习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新质生产力迅速在实践中展示出对高水平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新质生产力坚持把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的创新动能作为发展动力，从而告别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传统动力模式，以科学技术进步实现创新驱动，以创新驱动实现生产力的跃升。作为实施变道超车发展模式的民族地区，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水平发展的着力点，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着眼于科学技术创新具体的生产的全部过程，促使原创性、颠覆性科学技术创新活动，尤其是通过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结合得以贯穿于生产的全过程，使之成为主导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纽带，竭尽全力推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没有以科技现代化为标志的农村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所以，习强调“乡村建设要遵循城乡发展建设规律，做到先规划后建设”，千百年来农村随意乱搭乱建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扎扎实实地提高乡村建设的整体质量，扎扎实实地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在未来相当长时期的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实践中，必须切实维护“村庄建设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保证各项乡村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新质生产力预示着民族地区生产力质的跃迁。“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习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 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生产力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习指出：“高水平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水平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提出用新质生产力理论来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揭示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走势，表明我国农村已结束了单纯片面追求“量”的积累和扩张，继而转向了“质”的突破的新时代生产力发展新格局。民族地区正在逐渐呈现的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的一种更高水平的现代化生产力。习认为这种“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只有走高水平发展之路，才是根本出路、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变道超车”。新质生产力既是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性力量，也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和动力支撑，有助于民族地区快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绿色发展恰恰是民族地区高水平发展的底色和优势所在，必须以发展方式创新推进民族地区全面绿色转型。譬如， 2023年四川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10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增长较快、增速达11.9%，清洁能源装机容量1.1亿千瓦、占比达86.7%，四川省生态环境总体趋好，未来要逐步快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统筹推进水风光氢天然气等多能互补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加快形成绿色健康生活方式，不断夯实高水平发展的绿色本底。

  民族地区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精神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维度，是人的存在本质和文化教养的一个重要表征，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人的精神生活共同富有是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价值诉求。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正确地处理好“管脑子”和“管肚子”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应当看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本质上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两个结合”思想的深化、丰富和发展。“日用而不觉”源自于《易·系辞传上》，意思是指人们每天都在用它、做它而不自觉。究其原因就在于人民群众大多缺乏专门知识，缺乏对有关道理的深刻理解。“日用而不觉”的主体是老百姓，即是说老百姓每天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某一道理，无奈由于缺乏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没有认识到其深刻的道理何在。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把美好生活及其需要作为一种理想性追求，内含心理、伦理、情感、风俗、习惯等因素，贯穿始终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有咋样的价值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美好需要。高水平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任务，这是区别于以前发展阶段最显著的标志，是根据我们国家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做出的科学判断，它要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作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主要内容的“美好生活”, 具有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是真实的生活发展的一个新样态。这种美好生活的现实状态和发展样态，代表了我们国家社会文明进步和全面发展的未来走向，也带动了中华民族内在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不断的提高。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人既是实践主体、价值主体，又是终极目的。科学而准确地把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地促进社会充分平衡发展，是党和政府制定发展的策略和策略的根本出发点。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既发轫于新阶段人们需求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使需求的“质量”向高层次递进发展，用共同富裕的目标来引导需求，这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人们精神文化富有所达到的实际程度，不仅制约着人民群众幸福感的获得，而且影响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和本质成色。为此，就需要扎实推进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打牢精神生活共同富有的根基；就要提高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促进精神生活丰富与提升；就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体人民的思想行为共识；就要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有序开展文明村镇建设、文明单位和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推进社会主义文明风尚行动进入千家万户；就要广泛开展《宪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持续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建设；就要普遍提高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文明素养，培养和塑造青少年一代的道德情操，牢固树立全社会风清气正的氛围，促进移风易俗、创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高度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意味着在中国除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先进思想之外，还存在着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才可以获得中国元素、才能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人民群众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日用而不觉”内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支配着人民群众的共同行为，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日常行为的准则。习关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科学表述，对于推动“两个结合”思想在民族地区深深扎根，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民族地区同步实现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

  确保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历朝历代始终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即使处于最孱弱的时期也没有分崩离析，靠的就是中华民族有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党和政府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民族工作，既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反对新形势下的“”“官僚主义”和“经验主义”。针对民族地区同步实现现代化存在的短板问题，党和政府及时出台向民族地区倾斜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由“变道超车”到“换道超车”，立体化地提升民族地区“五位一体”的发展水平，促使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同步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透明的、共享的价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具有一致性。这里最关键的、要害的问题，是必须把中华民族利益置于优先地位。习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为民族地区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认为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工作，有明确的目的性地补齐短板弱项，才能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有效防范化解民族复兴进程中也许会出现的重大风险隐患。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一定不可以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理论来套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也不能用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家的学说来套解我国现实民族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创新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根本支撑。当下和未来民族地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用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统领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各民族现代化进程。这不仅适应了各民族群众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且能为民族地区开展现代化建设凝聚人心，有利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描绘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更高阶段），实质上就是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精神生活的道德水准极度高尚，任何一个人都能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的时候，“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鸿篇巨著里，把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因之而在《宣言》中得出如下结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国的共同富裕是分阶段逐步实现的，尽管经济粗放发展的“数量缺口”已经实实在在的填满了，但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质量缺口”仍然很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没有”的矛盾得到缓解后，“好不好”的问题就变成为现实聚焦点，迫切要求社会生产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在新时代向全体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向世界展示了一种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新实践和新范式。要破解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在当下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早期创始人李大钊，是在百年党的历史上最先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他在中国成立初期，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概念。其实“复活”与“复兴”，尽管用词不同，但是意思相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构想，准备用百多年时间的艰苦奋斗，赶上和超过英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明白准确地提出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小康社会和振兴中华的战略目标，计划在21世纪中叶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习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形象地称为“中国梦”。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现中国梦”作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和安排，并且以党的文件的方式，呈现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和线路图。习自信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实施“十四五”规划乃至更长的一段时期内，民族地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也就是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